他89岁，仍有人叫他“四哥”。
1970年代的香港片场，摄影机用35毫米胶片，灯光炙烤，收音全靠指向性麦克风。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谢贤总能一条过，导演说他“镜头感像装在骨头里”。同期，台湾正推行“健康写实”路线，甄珍成了票房灵药。两条光束在跨海的片约中相遇，没有社交媒体，也少有狗仔，他们在机场贵宾室第一次握手就火花四溅。那年谢贤37岁，比甄珍大13岁，却像急着往前跑的少年。
外界给他的标签是“花心”，可档案室里的合同显示，他在巅峰期只接一年四到五部戏，比同辈守旧得多。原因很简单，他要腾出时间陪甄珍。两人约会不进豪华餐厅，最爱跑海边茶寮，点一个鱼蛋粉，一起研究剧本走位。谢贤会带着测光表帮甄珍找最亮的角度，甄珍则提醒他别把腰挺得太直——镜头上容易显得凶。
1974年，他们领证时，香港登记处那台柯达拍立得卡了一下，工作人员猛摇相纸，才出现模糊的轮廓。照片如今仍在甄珍母亲的抽屉里。
甜蜜并未抵挡日常的小摩擦。两人一个住九龙塘，一个常驻台北，每周往返要飞约800公里，机票还得自己掏。谁去找谁成了导火索。一次电话里，甄珍赌气说“你来”，谢贤顶回“这回你先行”。脾气相撞，亏得国际长途延迟3秒，他们仍旧没等对方先认输，离婚俩字就飘了出来。
法律流程比想象快。1976年6月1日早上九点，香港高等法院一楼A3室，书记员把离婚文件摊开，甄珍签名时没抬头。谢贤递笔后沉默，袖口扣子掉到木地板，清脆得像枪声。走出大门，她把他送的伯爵手链、卡地亚耳钉全塞进手提箱，只带走化妆包。
机场候机区的落地窗有大量杂质，玻璃呈淡绿。她回望维多利亚港时，以为自己不会哭，可眼泪还是顺着粉底滑落。两小时后，台北松山机场广播里循环播报汇率，她才发现袋里硬币都是港币。
谢贤的懊悔来得猛烈。三个月内，他飞三次台北，先找导演李行，后拜访张冰玉，甚至堵过片场通道。有人告诉他甄珍躲去淡水老家，他半夜驱车到渔人码头，风大得把外套吹得鼓起，也没等到人。回港那晚，他把Jaguar开到太平山顶，熄火，靠在方向盘上大哭半小时，警员巡逻发现，只敢远远守着。
谢贤后来对朋友说：“我演过无数情圣，现实却总被甩。”外貌玩笑，背后是他第一次知晓“无法调停”的重量。
甄珍的第二段婚姻来得仓促。1983年，她在录音室认识音乐人刘家昌，两个月后登记。刘家昌当时沉迷德州扑克，赌桌一夜输掉七位数。甄珍原先试过限制他信用卡额度，还请理财师讲风控，但收效甚微。更糟的是，刘把部分债务转到她名下。为掩护儿子，她只能选择离婚，而且断得干净——财产公证、监护权、通讯阻断，一周内全部完成。
节目中，陈鲁豫问她：“如果时间倒流，还会不会嫁谢贤？”甄珍眼圈一红，答案干脆：“会，而且这次不离。”反观刘家昌，她只说了“无语”二字。主持人试图追问，她摆手拒绝，连环摄像机都捕捉到那一瞬皱眉。
岁月没有放过任何人。如今的谢贤，身高因骨质疏松矮了四厘米，出门靠轮椅或拐杖。去年电影节，他摘下标志性墨镜，眼眶凹陷，昔日剑眉略显稀疏。港媒拍到照片，网友惊呼“叱咤风云的四哥也老了”。
不过他并不孤单。谢霆锋给父亲配置了24小时护理团队：主护一名、轮班保姆两名、司机兼助理一名。住宅改装无障碍坡道，冰箱常备特调软食，甚至连音响都换成真空管放大器，播放60年代黑胶，音场更暖。每天薄暮，护理师会推他到窗前，让他看落日，这点仪式感是谢霆锋特别要求的。
上月体检显示，谢贤心脏射血分数降到45%，医生建议减少外出活动。可他坚持每周去海边吹风，说那里能听见过去的对白。
甄珍偶尔打电话，一句“喂，老朋友”就足够。两人聊电影复刻版，更聊不完那台卡顿的拍立得。电话挂断，香港换上夜色，台北天还亮着，他们却都选择沉默几秒，让对方的呼吸声像老胶片的机杼声，嗒嗒作响。
情感专家常说“错过是最好的安排”，可现实没有旁白，他们只是站在时间河岸，相互招手。婚姻终结，友情续存，这或许是成年人的浪漫残余。至于外界的推测、标签，都在两人的会心一笑里被消解。
谢贤曾评自己：“我不是风流，是怕无聊。”甄珍补一句：“他风流，却从不下流。”不同的口吻，凝成同一行注脚——那段短暂婚姻，虽然停在两年，却在记忆里拉成永恒长镜头。镜头没关，他们依然在各自的晚霞下，对着看不见的摄影师，安静地完成最后一场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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