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件中，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如何界分？

SilasBathu · 2025-8-4 11:28:51

刑法客观主义系得到主流理论认同的刑法适用方法论，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坚持该方法论却并非易事，在部分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依口供定案的冲动，其背后是刑法主观主义作祟。
本文以司法案例为起点，以刑法客观主义为方法论，尝试探寻运用客观主义准确区分强奸未遂和强奸中止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刑法；强奸罪；中止；未遂；刑法客观主义。

引发讨论的案例

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系工作同事。某晚，因有值班安排，被害人在值班房间（酒店房间）休息。被告人当晚饮酒后多次电话联系被害人表达爱意，但被害人未予理会。

凌晨，被告人通过该酒店前台得知被害人所在房间号，随即来到该房门外敲门、按门铃。趁被害人开门后，被告人将被害人推倒在床，通过按压被害人手臂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控制，脱掉自己衣服，强行亲吻被害人胸部等部位，意图和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在此期间，被害人以严词呵斥，同时用手推抓、用脚踹、用嘴咬等方式予以反抗。被告人因被害人的上述反抗行为全身多处受伤，并吃痛，未发生性关系便自行离开了房间。被害人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成立强奸罪无疑，笔者对此不再赘述。犯罪停止形态系中止亦或未遂，应以何种方法具体予以论证，本文将予以探析。

中止和未遂的一般原理和区分

（一）刑法总则中的中止与未遂

中止制度见于我国刑法第24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与其相邻的第23条确立了未遂制度：

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根据弗兰克公式，欲达目的而不能是未遂，能达目的而不欲是中止。另外结合刑法主流理论分析，成立犯罪中止一般有三大条件。

第一，时间性，即中止必须发生在犯罪既遂前；
第二，自动性，即基于被告人自愿而放弃犯意；
第三，充分有效性，即中止行为必须付诸客观实践而非主观愿望。

成立犯罪未遂的要件有三：
一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二是犯罪未得逞；
三是未得逞的原因系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所谓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客观上使犯罪行为不可能既遂，或者使行为人认为客观上不可能既遂的原因。

在本案例以及司法实践案件中，各方的争议往往聚焦于，行为人系自愿放弃亦或意志以外不得不放弃。

（二）刑法第236条中的中止与未遂

刑法分则第236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作为最为古老的自然犯罪之一，其一般犯罪构成早已深入人心，在此不再赘述。

在强奸犯罪中，区分中止还是未遂的关键在于，犯罪人未得逞的原因系被告人的自动性亦或意志以外的原因。中止犯的自动性和未遂犯的意志以外的原因二者紧密关联、相互依存、此消彼长，一方的延伸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压缩，合理界定二者的“势力范围”，才能体现刑法的公平正义理念。

然而，社会生活往往是黑白交织的灰色地带，绝非黑白分明，在大多数的强奸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放弃犯罪未得逞，其中既有自动性因素，也有被迫性因素，对未遂和中止的具体区分极为复杂。

从司法判例角度理解强奸罪的中止和未遂

司法实践对个案起着“一锤定音”和既判力的作用，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笔者检索了一批关于“强奸罪” “未遂” “中止”的判例以及司法人员以案例为基础撰写的实务文章，梳理了相关裁判规则。

（一）强奸中止的规则

（二）强奸未遂的规则

总体上看，有学者统计了507份关于强奸罪的刑事判决书，其中未遂形态为140份，中止形态仅15份，未遂形态占比远大于中止形态。

刑法客观主义方法论在本案中的运用

（一）概述

从方法论上讲，刑事司法活动在历史上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野。刑法客观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中叶，脱胎于理性主义，贝卡利亚、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法学家均为客观主义的支持者与开拓者。

直到19世纪后期，部分法学家认为刑法客观主义保守、消极，在保卫社会方面略显不足，开始推崇刑法主观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刑法学的发展总体上融入到刑法客观主义的大流，普遍摒弃了刑法主观主义。

根据刑法客观主义的要求，当司法人员在适用刑法的时候，应当重视客观证据而非主观证据，应当以行为人“做了什么事”而非行为人“是什么样的人”为评价根据；司法活动中，应当以客观证据为证据体系的基础，而非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

客观主义倡导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遵循“先证后供”的逻辑顺序，以客观证据为基础，继而寻求被告人口供以锁定案件事实，而不是相反。

（二）主观主义的误用

关于本案，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在笔录中供述其“因被害人的反抗而吃痛，所以离开房屋”，清晰明确地表明了其放弃的原因是“吃痛”，即意志以外的原因，可径行认定为未遂。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粗糙的论证和说理方法存在刑法主观主义之嫌。

换言之，这一做法会导致刑事案件“唯口供定案”，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根据构成要件、定罪量刑要素进行预设性发问，在讯问者和被讯问者专业知识不对等的情况下，嫌疑人一语定性，遭遇“请君入瓮”的困境。这种论证方法也极易引发司法机关违法逼取口供的冲动，以“先供后证”取代“先证后供”。

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案件中也能得出实质公正的结论，但值得警惕的是，大为增加了冤错案件的风险。

（三）客观主义的运用

按照刑法客观主义的要求，应当承认的是，本案以及大多数强奸未得逞的案件中既存在自动性也存在被迫性，其原因远非“吃痛”这样的供述能简单概括。应当具体分析的是，以自动性为主还是被迫性为主。

以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指认笔录、监控视频、司法鉴定意见、通话记录等客观证据为基础，以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主观证据为佐证，进行分析判断，被迫性具体体现在：

①被害人口头警告与制止；
②用脚将被告人踹到床尾；
③被害人用手抓伤被告人腰腹部；
④用嘴咬被告人肩膀、手臂；
⑤用酒店提示牌砸被告人颈部；
⑥被告人供述因吃痛而放弃。

另一方面，体现被告人放弃的自动性的事实：

①在时空环境上，处于封闭的酒店房间内，不易为人所发觉；
②被告人未对被害人实施掌掴等削弱被害人反抗能力的暴力，未造成被害人明显伤害后果；
③被告人未预谋实施犯罪，而是在醉酒后临时起意；
④面对熟人兼同事，被告人心存顾虑，犯意不决；
⑥在被害人的反抗方式看，被害人未大声呼救，第三人无法介入，当时环境仍然是一对一，被告人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利用男性对女性强大的生理优势，极大概率能得逞；
⑦从被害人的反抗强度看，被害人造成其9处伤痕，分布在胯部、腋下、肩膀、锁骨、手臂、胸部，造成皮肤红色样变、表皮剥落、2至6cm长的伤口结果。客观地说，这些都是皮外伤，对于成年男性来说，这种伤害不可能阻碍其身体活动能力；
⑧被害人有两次可以逃跑的机会，第一次是将被告人踹到床尾凳上时可以逃跑，但是被害人认为这个房间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必要逃跑；第二次是被告人吃痛去洗手间洗脸的时候，被害人没有逃跑，而是等被告人出来后将衣服扔给被告人，让其离开。被害人也可以呼救但没有呼救，因为其害怕呼救给酒店带来不良商业影响。

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被害人不认为被告人具有坚决的、彻底的、不计后果的犯罪意图。

行为人的说法、所思所想只是司法判断的基础资料。以规范的方法进行论证，仍需结合客观证据，综合考察外在实施障碍和内心意志之间的比例关系。

参考文献：
1. 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2. 周光权：《刑法公开课》（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8页。
3.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3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4. 张明楷：《刑法的私塾（之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第168-174页，第333-336页。
5. 陈兴良主编：《刑法总论精释（上）》（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467页。
5. 李婧：《从本案看对强奸中止亦或未遂的认定》，载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2014年12月15日。
6. 田刚：《强奸罪司法认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总第196期）。

内容来源于51吃瓜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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