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时和一位小学女老师合租她半夜敲门要和我住我懵了她却脸红了

IOCOscar6 · 2025-9-16 10:48:50

半夜，门一阵一阵响，像心口上敲。
我披着外套起身开锁，只开一条缝。
她就把头从门缝里伸了进来，声音压得极低：“能、能和你住一晚上吗？”
她脸红得厉害，像月光下突然冒上来的火。
我懵了，不知道该往哪看，正要问为什么，楼道又有人砸门，混着酒气的嗓子喊：“王老师，我知道你在这屋！我看见了，开门！”
门外脚步杂乱，楼梯间的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
她抓着我的袖子，手有一点冷。
我这一下清醒了，把门开大一点，让她进来，顺手把门反锁，手心出汗。
“谁？”我压着嗓子问。
她咬着下唇，“别问，先让我躲一会儿。”
其实我已经猜到七八分。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被逼到墙角的小兽。
我的喉结动了动，心里有股子无名火和酸。
门外的声音又起来，“装什么淑女？还说师德师风？你看看你！”
楼道里有人嘘他，也有人说“嚷什么嚷”，“这么晚了”。
我站在门后，能感觉到整栋楼的呼吸。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小事。
我知道，这一夜，会把许多尘封、许多忍耐，一起掀出来。
我北漂的第三年，搬进这套老旧的两居室，是个雨后的黄昏。
雨水沿着檐角滴着，电线杆上挂着电信广告，黏糊糊的。
房子是七十年代砖楼，楼梯间窄，墙面斑驳，铁栏杆冰冷。
房东张姐四十出头，干练利索，掐着烟，嘴里叼着钥匙，“自制，交通还行，就是老点。”
我点头，“老一点也挺有味道。”
她笑，“你们这帮年轻人，城里人味儿。”
那时我刚从通州一处隔断搬出来，隔断房的薄木板隔着，隔不住人声，隔不住味道。
下定决心多花几百，找个有窗户的房间。
张姐带着我进屋，客厅旧式拼花地板，门上贴着褪色的福字，有点潮气味儿，但不刺鼻。
大露台对着一棵槐树，窗外有麻雀跳。
我看一眼次卧，靠窗，小，勉强放得下一张一米二的床。
“主卧有人住，”张姐说，“小学老师，女的，挺安静。”
她说“挺安静”时，语气里带点卖点的骄傲。
“她的生活很规律，早出晚归，学校周边家长事儿多，但她不带人回来。”
我点头，“那合租挺好。”
签合同的时候，张姐一笔一划认真写，“一房一人，共用客厅厨房厕所。”
“不得私自转租，”她抬头看我，“不准在房内聚众饮酒打牌。”
我笑，“我一杯啤酒就脸红。”
她也笑，掐灭烟，“押一付三，电费煤气按表。”
我签字，压上红手印，像完成一个郑重的誓言。
进屋的第一天，王音正在擦窗户。
她扎着低马尾，穿着校服外套，手上戴着一双黄色的胶手套，脸上有浅浅的汗。
她转过脸，笑了一下，“嗨，新室友？”
她的笑不夸张，眼角有一点弯。
我说，“嗯，我叫林泽。”
她说，“我姓王，王音，音符的音。”
她没多话。擦完窗户，把抹布拧干，放好拖把，像做完一道课堂流程。
晚饭时我们各自煮各自的。
她煮小米粥，切了半根黄瓜，拌了一点蒜泥。
我煎鸡蛋，油锅呲啦，烟雾一冒，她立刻打开抽油烟机，敏锐地抢在报警器叫之前。
我打破尴尬，“你是哪个学校的？”
她轻轻说出学校名字，说是三年级班主任。
我点点头，“辛苦。”
她说不算，孩子们吵，但纯。
她说“纯”时，眼里闪了一下，是对这个字的信任。
那晚她的电话一直响，应该是家里打来的。
她接了，话不多，“嗯，嗯，知道了。”
“别催了。”
她的“别催了”很轻，像是怕吵到我，也像是怕吵到自己。
过了几天，我们对界限越来越熟。
她早晨六点起床，洗头，烘干，八点出门。
我晚起，赶地铁，挤四号线，到了公司已经九点半。
她晚上回来先洗澡，把厨房抹一遍。
我夜里回来坐在阳台上点根烟，偶尔她会出来晾校服，轻声说一声“别在窗边抽，小心邻居。”
我点头，把烟掐了。
我们定了小规则。
冰箱贴上标签，谁的谁拿，不动。
厨房做完饭擦灶台，灶台亮得能照人。
垃圾分好类，周一周四丢楼下。
我们算不上朋友，但也不是陌生人。
有时候，外面的雨下得大，滴在露台上，我们同时抬头看，视线在雨丝里交汇一下，点头，低头。
一个月后，楼里老于头领着老年人合唱队，每晚七点准时排练。
“我的祖国——”声音从楼道里飞到我耳朵里。
她在屋里练粉笔字，咔咔地写，字音落地似的稳。
我在电脑前敲代码，眼睛酸。
我们住在北京，但北京并不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像两个围着火盆的人，靠得近，但都留着各自的余地。
她第一次跟我说她的过去，是在一个孩子家长闹到学校之后。
她回来，眼圈有点红，把包丢在沙发上，直接拿起一瓶矿泉水灌。
我问，“怎么了？”
她坐下来，过了会儿才说，“家访，家长把我当保姆。”
她说有个男孩在课堂上打同学，批评他，家长不乐意，骂了她半小时，还说她没结婚没资格教孩子。
我有点火，“关谁结没结婚什么事？”
她手抖了下，把水瓶盖盖紧，“他说，‘你一个女老师，都快三十了，还不结婚，不知道为人父母哪懂孩子，成天跟小伙子住一起，脸不红心不跳。’”
我的脑子嗡一声，“他知道你合租？”
她冷笑，“现在什么都能知道，楼下卖菜的大妈就是家长。”
“那大妈看见你进进出出，就去学校说了？”
她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看着桌子，“学校领导叫我谈话，说最近师德师风压力大，让我注意影响。”
她声线很平，可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无形的罪人。
我们签了合同，合法合规，凭什么要承受这种眼神？
她过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不是没结过。”
她把眼睛抬起来，亮一下又暗下去。
“我二十五岁那年结过一次，县里表哥给介绍的，男方家在镇上，做批发生意，彩礼谈得‘几瓜两枣’，我妈觉得挺好。”
她说到“几瓜两枣”苦笑了一下，“后来一年不到，发现他赌博欠债，酒后打我，离了。”
我诧异，“你没跟学校说？”
她摇头，“说了也没用，说了还要写说明。”
她的手指蜷了一下又伸开，像在撑开筋骨。
“我常常觉得羞耻，可是离的是我，不离的也是我。”
那晚我没多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
说社会双标？
说男人犯错叫犯糊涂，女人离婚叫不检点？
我只是把她的水杯换成了热茶，把窗户关了一点，把客厅的灯开亮一点，让家看起来像家。
风波并不因为我们的沉默而消失。
第二周，物业贴出新通知，“严禁群租，严禁影响邻居正常休息，欢迎举报。”
楼下老于头拿着通知在楼下议论，“现在年轻人可真能折腾，男女混住，像话吗？”
我下楼扔垃圾时，他跟我打招呼，“小伙子，北京是个地方，可别忘了规矩。”
我笑了笑，“是，老于。”
他看我这态度，倒不好再说。
后来又有一个夜晚，我手机响，显示“妈”。
我接起，母亲的声音穿过几千公里的稻田和山，“泽啊，房子找好了没？”
我说，“好了，合租，省钱。”
她沉默了一下，“跟男的还是女的？”
我本能地不想给她添心理负担，“男的。”
“哦，那就行。”
她没有太多高谈阔论，她只担心乡亲们嘴碎。
爸在旁边咳了一声，问，“工作稳不稳？”
我说，“还行。”
爸说，“别瞎折腾，找对象，生孩子。”
我笑了，“妈催得比你还猛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妈说，“你舅听说了，给你介绍一个，城里医院护士，人老实。”
我应了，“过阵子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看见王音从厨房出来，擦着手。
她笑了一下，“阿姨又催婚？”
我也笑，“你们老师是不是更催？”
她耸耸肩，“我妈今天给我排了四个相亲，从早餐到晚餐。”
我们对视了两秒，都笑，笑里有点苦，像咬到柠檬籽。
真正让一切被卷到台面上，是某个周五的晚上。
那天下着冰雨，地铁里全是湿鞋。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门口堵了三个人。
物业刘管、学校德育处的张主任、还有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女人，手里提着菜篮子，楼下卖菜的大妈。
刘管摆架子，“小伙子，开门，我们例行检查。”
我愣，“检查什么？”
“群租整治，看看你们屋里住几个人，”刘管瞟我，“顺便核实一下同住者身份。”
张主任温声细语，“小林吧？我们王老师在家吗？有些情况需要了解。”
卖菜大妈插话，“省得你们说我瞎嚼舌根。”
我嗓子冒火，“我们合租，合同在。”
我把门关上，从鞋柜里找出合同，打开给他们看，“一房一人。”
刘管“啧”了一声，“合同你自己写啥都有用？我们要看人。”
张主任微笑不变，“小林，不为难你，学校只是关心王老师。”
我深吸气，“歉仄，进屋得经过同意。今天不方便。”
卖菜大妈翻白眼，“哟，还讲法呢。”
我看一眼王音的房门。
她站在门内侧，手抓住门把手，指关节泛白。
她朝我轻轻摇头，“别开，让他们明天来学校再说。”
张主任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王老师，你要是避而不见，恐怕事情会变得更复杂。”
刘管开始敲门，砰、砰、砰。
楼道里有人伸头看，“怎么了？”
我是第一次那么直观地感受到一种由上而下的不容置疑。
我冷冷地说，“报警吧。”
刘管怔了一下，“你报警？”
“非须要不配合，”我看着他，“物业无权查验住户身份，学校无权进入住户家中检查私生活，这两条，够不够？”
张主任的笑有点挂不住，“小林，我们是为大家好。”
卖菜大妈在旁边哼，“你是年轻，不懂人情世故。”
我心里在说脏话，但嘴巴没有。
我拿起手机，拨110。
“您好，110。”
我尽量平静地描述情况。
十五分钟后，两位民警上来了，雨水带进了楼道一股冷意。
年轻的民警问，“谁举报？谁被举报？”
大家都指着相互说话，楼道一时热闹得跟过年一样。
民警把手一摆，“都别吵，合同拿来。”
我把合同递过去。
他看了看，点点头，“一房一人，合租，合理。”
他又看向张主任，“学校工作可以在学校解决，家里面，注意注意。”
再转向刘管，“物业有权维护秩序，但没有权力检查住户身份，更没有权力进门。”
他最后看了看卖菜大妈，“大妈，少说两句。”
大妈撇嘴，低声嘟囔，“社会臭了。”
人群散了。
张主任临走时说了一句，“王老师，下周一到办公室一趟。”
她说这话时只有她和王音能听到。
她们眼神碰一下，像刀刃擦了一下。
门终于关上了。
客厅里的灯打在天花板上有一点发白。
我转身看她，她眼角通红，嘴唇发白，一句话也不说，进了房间，门关得很轻，但声音在我耳朵里却重重地落。
那晚，我睡得很浅。
凌晨一点多，楼下有汽车发动，狗吠两声又止。
两点，微信响，是她发的。
“你睡了吗？”
“没。”
“能说话吗？”
我走到客厅，靠在墙上，“说。”
她发来一条语音，声音轻，“明天我妈让相亲，对方是家长的表哥。”
我楞，“那大妈的？”
“嗯。”
她深呼吸，“我不去，我妈就要来北京。”
我想了想，“见一下也不不好？”
她笑，很短，“你觉得呢？”
她后面又发，“你能不能帮我演一回？”
我愣住。
“演什么？”
“演我男朋友，”她敲字很快，“否则我妈会在这里住一周，天天念。”
我盯着屏幕，觉得眼睛有点疼。
想起夜里张主任、刘管、卖菜大妈。
想到“为人师表”和“家风淳朴”的说教。
我想起她的婚姻，她的伤口。
我打字，“行。”
她过了五秒，“谢谢。”
又发一个心情，小兔子捂脸。
第二天，她妈来了。
穿着深蓝呢子大衣，脚上穿着粗跟鞋，发夹夹得紧，脸瘦，手骨节大，像庄稼地里劳动一辈子的人。
她在门口就盯着我，上上下下看，问王音，“这就是你说的？”
王音点头，脸上强撑着笑，“妈，这是林泽。”
我叫了一声，“阿姨好。”
她哼了一下，将信将疑，“做什么的？”
“互联网。”
她眉头皱了一下，“卖什么的？”
我解释了半天，她终于点头，像是不想懂了。
她在屋里四处看，打开橱门，掀开床单看床底，走到卫生间弹弹瓷砖，脸上的肌肉始终绷着。
她说，“女孩子一个人住在外头，真的不安全。”
“学校人多嘴杂，别给人抓把柄。”
她又转向我，“你们住一起？”
我说，“合租，两间房。”
她哼，“我知道合租，乡里人也不是没见过世面。”
她坐在沙发上，拍了拍自己的大腿，“相亲那个小伙子，家里盖了新房，父母老实，人也肯干。”
她扭头看王音，“你这个年纪，不小了，别挑了。”
王音笑，“妈，我用不上你操心。”
她妈眼睛一瞪，“你现在这样，就是你爸我当年没看紧。”
她的手在颤，我看见那只手，是把镰刀的手，是拿筐子的手，是推着水泥车的手。
里面有风霜，有说不出的爱和控制。
她突然转向我，“小林，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跟我姑娘结婚？”
问题扑面而来，像一只烧得发红的铁烙在我脸上。
我犹豫了一下。
王音看着我，眼睛里有求救，也有警告。
我咽口水，“阿姨，我们还不熟。”
她妈冷笑，“不熟住一个屋不怕，结婚倒要熟。”
她的冷笑像一根针扎进我的背。
我吸口气，“阿姨，住是合法合规的，我们有合同。至于婚姻这个事，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她妈哼，“你们现在敢自己决定？你们有几个钱？房有吗？车有吗？”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楼上有人敲地。
王音把她的手按住，“妈，你别激动。”
她妈的眼泪一下就冒出来，“你让我怎么不激动？你离婚了，你在老家已经让人笑话，现在你又和男的住一起，明天学校让我怎么抬头？”
王音也红了眼睛，“为什么你们的‘抬头’总在我身上？”
她妈一愣，瞪她，“你还敢顶嘴？”
“我不是顶嘴，”王音声音发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人，不是你们的面子。”
她妈的手抬起又放下，像要打，又忍了。
她起身说，“行，你们都能耐。”
她扭头对我说，“小林，你注意点。我家不吃亏。”
她说完就进了王音的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客厅里突然空了一半的空气。
我站着像个犯错的小学生。
那天晚上，她妈睡在王音的床。
王音把被子拿到客厅，铺在沙发上。
她坐下，抱着膝盖，头靠在沙发背上，看着我笑，“我妈有点凶。”
我叹口气，“她就是怕。”
她轻轻“嗯”了一声，“我妈一辈子活在‘怕’里，怕邻居笑，怕亲戚说，怕我晚了，怕我错了。”
她的声音比力轻，但每一个字都落到了我的骨缝里。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突然说，“谢谢你。”
我摆手，“别这么客气。”
她抬眼看我，眼睛里有种软软的光，“我知道你也被牵扯进来。”
我笑了一下，“活着都被牵扯。”
她“噗嗤”笑出声。
那笑让我的紧绷松了一点。
夜里她妈打呼噜。
老楼的墙薄，声音像穿墙一样。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听隔壁的生命声。
三点多，门被敲响。
不是外面，是我房间的门。
我坐起来，开灯，走到门口，开了一个缝。
她站在门外，穿着睡衣，脸红得像刚跑完步。
她的头发散下来，几缕贴在额头上。
她轻声说，“能、能和你住一晚上吗？”
我愣住，大脑飞速闪过诸多画面：她妈醒来看到我们，她被学校知道，我们被邻居嚼舌。
我刚要问，她听到楼道脚步声。
外面有男人的声音，压低了，但怒气压不住。
“王音，你给我开门。”
她的睫毛颤了一下，抬头看我，“是他。”
“谁？”明知故问。
“我前夫。”
她咬字像咬着牙。
我心底升起一股怒火。
“他怎么知道你这儿？”
“那个卖菜的给他说的。”她眼里有恨又有自己对自己的不屑，“老乡，嘴快。”
我做了一个让她别说的手势，把门开大一点，让她进来，反锁。
她轻轻地靠到我书桌旁，双手抱着上臂。
外面的声响更近，“你敢装死？”
“你当我不知道你跟男的住一起？”
他用手拍我们的门，像在拍一面鼓。
我压着怒火，走到门口，“有事明天说。”
他停了一下，笑出了声，笑得很难听，“你是哪个？”
他把“哪个”说得很长。
楼道里有邻居开门骂，“半夜不睡觉？想死啊？”
他骂回去，“关你屁事？”
我深吸一口气，“再拍，我报警。”
他冷笑，“你报警？你们都不干净了还报警？”
他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混杂的恶意，像一只一只虫子要钻进房间。
我拿出手机，手没有抖。
拨出去，语气平静，“110吗？有人在我家门外滋事。”
王音站在我的斜后方，手指抓着我的衣服角，力道让我感觉到她的骨头。
她蜷着的脚趾把拖鞋挤出了形。
几分钟后，警车的灯在窗帘边沿闪了一下。
男的骂骂咧咧地走，临走还留话，“你给我等着。”
警察问我们要不要去派出所做笔录。
我们说，明天去。
他看了看我们的合同，点头，“注意安全。”
门合上，灯光暖了回来。
我回头看她，她把手从衣服角上松开，指间有白印子。
她抬头看我，脸很红，眼睛很亮，“谢谢。”
我说，“你不用再谢。”
她咬了下唇，“我刚才是真的怕。”
我点头，“我知道。”
她看了一眼沙发，又看我房间，“我能在这睡一会儿吗？我怕他再来敲王音那屋的门。”
我愣了一下，脸热了，“你睡床吧。”
她也脸红，“我睡地上。”
我拿出备的棉被，铺在床下，给她一个枕头。
她躺下，背对着我。
我关掉大灯，台灯留着，光像水，流在桌上。
她低声说，“你觉得我很丢人吗？”
我怔了怔，“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离过婚，”她笑，笑自己，“因为我在北京和男同事合租，因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步骤过人生。”
我压低声音，“丢人的是那个半夜来敲门的人，是那个八卦的舌头，是这个城市里习惯把道德当武器的人。”
她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她发出均匀的呼吸。
我也闭上眼。
我想，我们在这个屋里，像两片在风里颤的叶子，相互靠一靠，才不那么冷。
第二天一早，王音妈就要走。
她扔下一句话，“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别来家里丢人。”
王音没出声，送她到楼下，拎了大包小包。
她妈的背影往外走，像一棵树拔了自己的根。
我站在阳台看，阳光很好，铺在她肩上。
她回来的时候眼眶红，但脸上没有泪。
她吸了吸鼻子，“我妈一辈子都在‘怕’，我也不想酿成她。”
我点头，“我知道。”
她看我，“今天你陪我去派出所吗？”
“去。”
我们去了派出所，做笔录。
民警问，“你和对方什么关系？”
她说，“前夫。”
“有没有离婚证？”民警需要证据。
她递上照片，手微微颤。
民警点头，“对方深夜骚扰，涉嫌寻衅滋事，留我们这，有情况我们联系。”
我们出门时，太阳亮得扎眼。
她长出一口气，整个人轻了一点。
我们去吃了一碗烫嘴的牛肉面，两个人都辣得鼻涕眼泪往下掉。
她笑，“舒服。”
我说，“嗯。”
她用手背擦眼泪，像个小孩。
下午，她去了学校。
我去公司。
公司最近在裁员，组里两个同事的工位已经清空。
HR把“优化”说得跟“升华”一样好听。
晚上十点多，我刚出地铁，收到她的微信，“开门。”
我急急忙忙上楼，她站在门外，抱着资料袋，一脸疲惫。
她进屋，坐下，拿出几张纸，扔在桌上。
“谈话记录。”
上面一条条列，“与异性合租引发社会不良影响”、“教职人员应遵守社会公德”、“建议调离班主任岗位，进行师德再培训”。
我看着那些字，觉得可笑。
“他们拿什么作为依据？”我问。
她冷笑，“群众意见。”
她把“群众”两个字咬得很重。
我在那一刻特别想笑，笑他们口口声声“群众”，心里却只有自己。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合租合法，私生活受宪法掩护。”
她看着那行字，眼睛里有光。
她轻轻说，“你真像律师。”
我说，“我只是个写代码的。”
她把手放在纸上，手背有两条青筋，一条沿着拇指，一条沿着小指。
她抬眼，“你陪我去找他们？”
我说，“当然。”
第二天，我们约了张主任，拿着合同、法律条文打印件，去了学校。
校门口家长送孩子进来，孩子们背着书包，笑，喊，“王老师！”
她抬手跟他们挥手，脸上的笑是真心的。
张主任办公室窗帘拉着半截，室内有股香水味儿和纸张的味道。
他摆摆手让我们坐下，像一个父亲要教育叛逆孩子。
我没坐，站着，朗声玩笑，“张主任，我不是家长，我是租户。”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指了指桌上的谈话记录，“我们是出于对王老师的关心。”
我把合同放在桌上，“关心不是监控，师德不是义父权。”
他皱眉，显然不习惯这样的直白。
我把准备好的打印件一页页摊开，“宪法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和居住权受法律掩护，学校不是政府机关，无权对教师私人生活进行实地审查。”
“北京现行的租赁条例，合租合法，只要一人一间，不超居住密度。”
“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师德规定，范围应限于教育教学、工作期间言行，不能延伸至成年人的合意同住。”
我每读一条，心跳就重一拍。
张主任脸色有点发硬，“你这是跟我讲法？”
我笑，“我们都生活在法治社会。”
他看向王音，“你怎么挑了个这样的室友？”
王音没有看我，眼睛盯着桌子，说，“他只是把我想说的不敢说的说出来了。”
张主任沉默了一会儿，换了语气，“我们也有压力，家长投诉，媒体找上来，如果不处理，上面问责。”
我笑了，笑自己也笑他，“那你堵孩子的嘴，是不是也可以算‘处理’？”
他叹气，“你们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说，“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对，是你们总觉得我们是错的。”
办公室里一片安静。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最后，他松口，“调离的建议我可以改成‘不建议担任班主任’，师德培训是例行。”
他看我，“你可以撤掉那些攻势了？”
我还没答，王音说，“不用改。”
她抬头，眼睛稳，“我愿意不当班主任。”
她看我，“我累了。”
我看着她。
前夜她在我房间睡地上的影子，今天她在学校里抬头说“我不当班主任”的声音。
我鼻子有点酸。
从学校出来，她笑，好像卸下了一块沉石。
“其实班主任每一天都像在连轴转，”她走在阳光下，“护送孩子们上下学，看作业，家长群，孩子摔倒了要道歉，孩子考差了要道歉，家长吵架要去劝。”
她停了一下，“我爱这份工作，但我不想爱到把自己送进去。”
那天午后我们去南锣鼓巷吃了一串糖葫芦。
她咬了一口，牙齿碰到冰糖，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笑，“好吃。”
我点头。
她把另一个递给我，“你吃。”
我接过，一口下去，酸得眼睛都眯起来。
她笑得像个孩子。
生活看似暂时又归于平静。
前夫没有再来，卖菜大妈见到我们哼哼两声，没再多嘴。
刘管在楼下碰见我，点头，“小伙子，不错。”
他的“不错”里有一种默认，像在承认这场小小的博弈里，我们的确有理。
公司那边却忽然风声大起。
年终奖砍半，岗位调整，团队合并。
组里小王被“优化”，收拾东西时眼睛红了，跟我说，“哥，干程序也不能一直干了。”
夜里我回家，王音在阳台上没开灯。
我靠过去，她在往花盆里浇水，那盆绿萝已经很乖，顺着架子往下掉。
她说，“今天主任找我，正式下发通知，我从下月起，不担班主任。”
我说，“你不是说愿意吗？”
她笑，“愿意归愿意，但也有心里一口气。”
她转头看我，“我知道你心里替我不平。”
我对着黑夜笑，黑夜接住了我的笑，没有回音。
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回老家？”
我愣，“不会。”
她点头，“我也不会。”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做了同样的决定。
这可能是我们真正的同盟。
一个风很大的深夜，楼道里又响起了那种熟悉的粗嗓子。
“王老师，出来。”
我心里一紧，起身走到门口。
还没等我走近，门就被敲响了。
我打开一条缝，没想到站在门外的不是他，而是一位中年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拿着文件袋，旁边跟着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模样的人，拿着录音笔。
男人自报家门，“市里媒体。”
他把名片递进来，“听说你们这发生一些事，我们做个采访。”
我沉默了两秒，“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住这？”
女记者抬眼，看了一眼楼下的卖菜摊，又看了一眼楼上窗户，笑，“北京，消息流得快。”
她露出职业微笑，“我们想做一个话题，师德与私德。”
我脑子“嗡”一声，笑容冷了，“你们是不是想做个爆款？”
她笑，“我们也有社会责任。”
我正要回绝，王音走出来，站在我后面。
她穿着灰色的针织开衫，头发扎起来，眼睛很清。
她说，“我接受采访，但请你们把话说完整。”
我侧头看她。
她又说了一句，“如果你们敢把我剪成一个坏女人，我就告你们。”
女记者怔了一下，笑，“我们很专业。”
我们让他们进来，在客厅坐下。
灯光柔和，茶几上放着她写的粉笔字，几张我写的代码草稿，乱七八糟的生活在镜头里显得真实。
摄像把机器架好，红灯一亮，仿佛我们的一切都被放到了放大镜下。
“王老师，”女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家长对你私生活的质疑？”
她看着镜头，平静，“我希望家长把质疑放在我教得好不好，而不是我跟谁住在一起。”
“你觉得师德应该怎么定义？”
“师德应该首先是对孩子负责任，对知识敬畏，而不是按他们定的‘规矩’去束缚我们。”
“你怎么看待自己离婚这件事？”
她笑了一下，苦涩，“我看待它就像看待一个不知道怎么制止的伤口。它在，我不想它再血流如注。”
“你觉得自己对吗？”
她停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至少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孩子。”
女记者看向我，“合租男士，你怎么看？”
我是临时被叫上台的角色，但在这一刻，我知道不能退。
“我叫林泽，”我说，“打工人一枚。”
“我觉得，大家要学会把眼睛从别人卧室里移开，看看教室里的黑板，看看课本，看看孩子眼睛里的光。”
“我们签了合同，交了税，遵守法律。谁的噪音，不是鸡叫，而是嘴叫。”
我说到这儿，自己都笑了一下。
摄像也忍笑。
采访结束，女记者收拾东西的时候小声说，“你们很大胆。”
“我们只是活着。”
她点点头，走的时候说，“后天上线。”
两天后，视频上线。
标题刺眼，“女教师与异性合租，师德何在？”
但点进去内容却出乎意料地公正。
她的脸在镜头里，坚定。
我的话被剪进去了，“把眼睛从别人卧室里移开。”
弹幕一排一排，“说得好”，“师德不是枷锁”，“支持王老师”。
也有骂声，“不检点”，“影响下一代”。
但更多的是一个个带着生活气息的头像发来的小小的支持。
网友的声音像风，但风并非总刮向一个方向。
学校是尴尬的沉默。
张主任没有再打电话。
德育处在周会上读了一封“正反意见反馈”，平平淡淡，像一碗加了太多水的粥。
风波看起来过去了，但生活还在推着我们往前。
那天中午，张姐给我打电话，“小林，你们的租约快到期了。”
我愣，“这么快？”
她笑，“一年了。”
我心里一惊，原来我们这么一直紧紧地活着，时间也在静静地跑。
她说，“我这边有点事，房子可能要卖。”
我沉默，心里一沉。
她又说，“不着急，我一个月后才能挂牌，你们有时间找新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王音端着一碗热粥走出来，“怎么了？”
我把消息告诉她。
她愣了一下，“卖房？”
我点头。
她把碗放下，坐到我旁边。
客厅突然像一个要被拆走的帐篷，风从四面渗进来。
我们曾经以为稳固的东西，其实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去哪儿？”她问。
“再找呗，北京房子又不是没有。”
她笑，“是没有我们付得起的。”
我们同时笑，笑里有一点自嘲。
她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是在把一个一个地方酿成家，又一次次被赶出家。”
我说，“我们终究会有家。”
她转头看我，沉默了两秒，“你真的相信？”
我没说话。
我好像不敢许诺。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套房。
地铁口往北走八百米，旧小区，单间，八平米，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
房东说，“位置好。”
价格很不友好。
出来的时候，天阴得低低。
我们沿着街走，路边一家店在收卷帘门，铁皮哗啦啦响。
她在前面停了一下，我差点撞上她。
她回头，眼睛里有水光，不是眼泪，像把天上的云接到眼睛里来。
她说，“我不想再继续住这种房子了。”
她声音里有一种极为倔强的疲惫。
我点头，“我也不想。”
那一刻，我们是两个彻底赤裸的人，我们接受不了再被推着去住在更窄更潮更黑的地方。
我们默默走回旧楼。
楼道里仍然有老于头带的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老于头看我们，笑，“看房回来？”
我们点头。
他叹了一句，“年轻人不容易。”
这四个字里没有居高临下，只有一个老人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给了我们一点火。
我背着手，手伸进衣服口袋，抓着裤缝，指尖捏出汗。
王音轻轻“嗯”了一声。
我们回到家，她洗了一个很热的澡，头发湿湿地披在肩上。
我在厨房把锅里水烧开，给她泡了一杯红糖姜茶。
她接过去，握在手心，眼睛半闭，像一个从风里回来的鸟。
临近搬家的日子，事情又起波涛。
一封挂号信寄到我这里，上面盖着“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章。
公司要裁掉我。
理由是“部门调整，岗位合并，员工绩效不达标”。
这句话在我眼里像一张白纸，在他们那里是万能钥匙。
我心口一阵紧。
王音端着一盆洗好的菜出来，看见我的脸色，放下手里的菜，帮我把纸拿过去，一遍遍看。
她说，“你去仲裁。”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比我更火。
我点头，“我去。”
我们两个人成了小小团队。
她帮我把过去半年的绩效考核、工作邮件、加班记录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装订成册。
我们把每一封夜里一点回的邮件都当证据。
我们把每一张打车到公司的发票都找出来。
我们像在为一个看不见的法庭备课。
她教过孩子，她知道怎么把堆积如山的碎纸酿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
我去开庭，穿着唯一一件像样的衬衫，心里记着她在门口拍我的肩，“你不是在求他们，是在拿回自己的东西。”
仲裁员面无心情地翻我们的材料，对方HR嘴角挂着“公事公办”的笑。
我们一条一条说，一条一条答。
他们说绩效不达标，我拿出上月的嘉奖邮件；他们说岗位取消，我拿出新的招聘信息。
最后，仲裁员调整，让公司支付“N+1”，赔偿我两个月工资。
不是我想象的胜利，却已经是一种宣告。
我出来时天很高很蓝，那种蓝像冬天冻得发白的蓝。
她站在门口等我，给我举起了那杯奶茶。
我接过，咽了一口，甜腻腻却立刻让肩膀松了。
她说，“你看，我们也能靠自己争回一点东西。”
我笑，“师德培训是这样学的吗？”
她眼睛弯起来，“你以为你是一个人吗？”
我们在太阳底下笑，与我们的失败和胜利握手，与我们尚未来临的焦虑握手。
搬家的最后一天，箱子堆在门口。
我们每个人只有三四个箱子，衣服书和点点碎碎。
张姐上来验房，检查水电，最后把押金转给我们。
她说，“你们是少见的把房子收拾那么清楚的租客。”
我笑，“我们当是自己的家。”
她点头，叹气，“可惜都不是自己的。”
她留下一句，“如果没卖出去，我第一时间叫你们回来。”
我们点头。
把箱子搬到楼下时，老于头从歌单里抬眼，“走啦？”
我们说，“走了。”
他翘着嘴角，眼睛里水光隐隐，“有空回来唱歌。”
我们笑着“嗯”。
新房子不在北三环，不在东四，不在任何一个“口”。
它在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深处，顶楼，小两居，坡顶。
窗外不是槐树，是水泥墙，但屋里有一面墙是阳光打过来的方向。
推开窗能看见远处的烟囱，夜晚有红灯闪。
房东是一对老人，笑说，“我们孩子出国了，房子空着，找你们这样的稳当租客最好。”
我们签合同时，我看见她手背上的青筋不那么紧绷了。
搬进来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把箱子陆续拆了。
她把粉笔字贴在新的墙上，我把电脑放在新的桌子上。
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张旧报纸，坐下，吃外卖。
她说，“你会一直在北京吗？”
我问她，“你呢？”
她笑，“我还是那个答案。”
我点头，“我也是。”
我们安静地吃。
风从窗子缝里钻进来，不冷，带着一种疲倦后的温暖。
她吃到一半说，“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很不友好的城市。”
“我也觉得，”我笑，“但它是一个不友友的朋友。”
我们相视一笑。
她突然说，“那天半夜我敲你的门，我真的很害怕。”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又说，“可是那一刻我也知道，你会开门。”
她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月亮，是她自己点起来的灯。
我心里像被人轻轻按了一下，很暖。
我们以为，从此我们可以在一个纳得下我们的房子里，慢慢撑起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是第三个月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陌生号码，前缀是她老家的区号。
我接起，里面是一个女人哭到喑哑的声音，“你是林泽吗？”
我愣，“是。”
“我是王音的妈妈。”
我的心一下悬起来，“阿姨，怎么了？”
她断断续续，“你，你劝劝她，她单位下达了一个调令，要把她调到郊区的一个学校去，说是师资合理流动。”
她的哭声像从远远的田野里传来，稀薄又刺耳。
“她现在在房里，她不出门，她说她不走。”
我抓紧了手机，手心全是汗。
我问，“谁下的命令？”
她哽咽，“教育局。”
我在北京的阳光下，突然觉得天阴了。
我看着桌上的那张纸，仲裁的通知还没收起来，边角翘着。
“阿姨，”我尽量让自己声音稳，“我去。”
她以为我要去她老家，急急忙忙，“你去不了啊，路上远。”
我捏着鼻梁，“我不是要去老家，我要去教育局。”
我挂了电话，站起身，椅子“吱呀”响。
走到她的房门前，轻轻敲，“王音。”
她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很轻，“嗯。”
我深吸气，“我们去走一趟。”
她的门开了一道缝，她的眼睛红得像受了风。
她看着我，点头。
我们的合同贴在墙上，像一张见证书。
桌上还摊着她没批完的作业本，红笔停在“一定”两个字上，那个点还没有点上。
我们穿上外套，关了灯。
门合上时，有一阵风从门缝里漏出去，像在替我们叹一口气。
楼道里的灯亮了一下又灭。
我把手伸过去，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她的手心是热的。
我们走下楼，往外走。
外面阳光很喧哗，街上车来车往。
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
我只知道，我们又要开始一次新的对峙。
我们会拿出合同、条例、规定，我们会拿出那些我们一笔一画写的东西。
我们会从道德、从法律、从我们自己的骨头里，掏出我们仍然捍卫的东西。
我知道，这一次可能没有立刻的胜利。
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很累。
但是她的手握着我，我的手也握着她。
这也许是我们所有对抗的起点。
也是我们所有故事，仍然没有完的地方。

内容来源于51吃瓜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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