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旁的咖啡店还没开门，人群已经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只因为张柏芝今天必须出庭。
一个律师甩着案卷快步走过，他低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拖了五年”。
案件早在2020年提交，却因为疫情与补件反复延后，直到今年冬天才进入实质阶段。
香港高等法院的排期向来紧张，这一次被媒体盯得更紧。
争议的核心是一份价值四千二百多万港币的对赌合同。
合同写得很直白：六部商业电影，片酬一次性预支，若未拍满数量，艺人需返还未完成部分或支付赔偿。
于毓兴当年敢一次掏出巨款，靠的是他在圈内经营多年的融资渠道；张柏芝敢签，也是赌自己能迅速复出。
把时间往前推，2018年她生下三胎，外界好奇孩子生父是谁，谣言漫天。
再往前，2008年的所谓“照片门”让她跌入谷底，品牌代言几乎归零。
她急需作品证明自己，合作看似互惠。
可剧本一拖再拖，合拍片的资金链又断，疫情期间剧组停机，六部电影只落地两部半，大额预付款却早已到账。
于毓兴说自己不是“吸血经纪人”，他手里握着银行转账记录与合同正本。
他的主张很简单：要么还钱，要么继续拍完余下项目，否则利息一起算。
张柏芝团队则指出合同里存在“不可抗力免责条款”，疫情、合作者撤资都列在内，艺人并无恶意违约。
12月5日是第三次开庭。
前两回她都以“在内地工作、无法返港”为由委托律师代辩。
这次亲自到场，是因为法官要求双方就“是否进入证据交换”作最后陈述。
法院外的镜头很残酷。
她戴黑色口罩、帽檐压得很低，脸颊接近凹陷，昔日综艺里的青春感荡然无存。
有人感叹女明星也敌不过经济官司的压力，有人冷嘲“演得再好也不如把合同履行好”。
香港娱乐律师普遍认为，这类争议最后多半私下和解。
若真判决，法官会先确认违约责任比例，再参考拍摄进度、市场行情评估损失。
最快明年春天出结果，慢则还得再排期。
数字背后是娱乐工业的残酷公式：一线明星一天成本超过普通人全年收入。
预支模式看似“先拿后干”，其实对双方都是赌博：演员赌身体状态不出问题，经纪方赌市场不变天。
疫情三年，把原本脆弱的公式撕得满地都是。
对于张柏芝本人，合同纠纷只是冰山一角。
保险公司因“照片门”理赔拒付，旧广告商追索违约金，零碎讼诉散落在香港与北京两地。
她在综艺里笑谈“人生要勇敢翻篇”，可法庭文件并不出售宽恕。
有人问，为何当年不分期支付、按片计费？
业内惯例是“锁档”，一旦付了订金，艺人就不能随意接同类型项目。
资本要的是排他性和可预见收益，张柏芝要的是一次拿到“复出基金”。
双方计算过风险，但显然低估了突发事件的速度。
案件带来的启示其实不复杂：签字之前想清楚，履约过程勤记录，出问题立刻增补协议。
明星如此，普通职场亦然。
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最终只能让法官帮助算账。
庭审结束后，她匆匆走向停车场，没有回答任何提问。
律师透露下一次开庭日期尚未确定，因为双方都体现愿意再谈。
而谈判桌通常比法庭更安静，也更残酷：那里没有摄像机，却有最冷的数字。
夜幕降临，法院门口的咖啡店终于打烊。
围观的人群散去，只剩下摄像机支架在风里摇晃。
这场拉锯战或许很快结束，也可能拖到没人再关心。
但合同里那一行“六部电影”的空格，依旧像未完成的片场，静静亮着冷白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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